前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一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强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参加那次战争的全是职业军队，而且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到1914年，绝大多数英国人逐渐希望，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卷入另一次大战，哪怕是一种老式的有限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除对极少数人之外，对所有的其他人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晴天霹雳；而且这场出人意外的战争是新式的战争，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场作战方式已经老得被人遗忘了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适龄的男人都被征召入伍，成批地牺牲了，这是一次使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它同生活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里的那一代人在战前所想象的世界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一代里，以西欧人民为一方和以东欧、中欧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西欧，英国人这时虽然变得爱好和平，但是也不是西欧民族中最不爱好打仗的民族。他们习惯于长期作战的状态——在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和印度的职业军队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在19世纪的末了几年英国在南非对西欧血统的两个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不光彩的战争，老一辈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听到过自己的父亲或祖父谈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亲身经历的人，仍然有健在的。

当时，瑞士人仍能回忆到的唯一战争是1847年的那次短暂的内战；瑞典人和挪威人则由于从1814年以来一直未发生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什么战争都没有印象。丹麦人于1864年，法国人于1870—1871年虽然分别被中欧的敌国击败，遭到过入侵，但是结果都没有重新激起他们的军国主义情绪。

丹麦人对北石勒苏益格的丧失，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虽然都不甘心，但是这两个西欧国家的人民都不希望再同德国进行战争，以收复失地和解放他们的被征服的同胞。1914年8月时，如果能让法国人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放弃废除1871年法德和约中有关领土条款的机会，作为谋求和平的代价；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丹麦人坚决拒绝了一切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做法，以免使德国具有忿忿不平和进行报复的任何正当的理由。

他们也不肯从德国收回丹麦于1864年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这时也未声称要通过一次公正的公民自由投票重新归属丹麦。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中欧和东欧各族人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却抱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如，波兰人虽然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遭受了种种苦难，但他们并未被吓倒，仍然希望再发生战争，视为可能谋得政治上解放的一种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代价是大部分国土（居民大部分是波兰人）遭受蹂躏，他们没有因此显得审慎克制，没有像丹麦人那样，直到此时仍然记取50多年前一场较小的灾难作为教训而审慎克制。

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争端时，还是此后在1939年秋天波兰被第五次瓜分，从而再一次从政治地图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时候，波兰人在决定政策时，从未考虑到在当时不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终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波兰人自始至终甘愿使国家遭受一场严重的灾难，趁着一时有利的形势，坚持要从德国和俄国收回尽可能多的失地。

1919—1920年间，英国劝告他们不听，在同俄国谈判时，他们的领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线”之内，把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地区同波兰人仅仅在那里散居的地区划分开来。劝告他们不能与俄国和德国同时结怨成为死敌。对于这样的论点，波兰人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鼠目寸光、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战争和反复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们冒失鲁莽也罢，谨慎小心也罢，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卷入战争的；而且，如果他们有那样的远见，看到有可能发生像过去那样的战败和瓜分，那么他们也可以回顾往事，充满信心，认为既然过去能够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将来也会如此。

英国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100年间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

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100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马提尼克岛上的圣皮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像1912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而沉没那样。

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种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乱所干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像在1848年随后又在1864年到1871年间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种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进行反对。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所经受的严峻考验不是它对国联的态度，而是它对法德两国的态度。在英国人同这两个欧陆强国的交往中（他们对此的确是重视的），他们坚持再度采用在19世纪奉行的那种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同时又听任法国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种，使希特勒能够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0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

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1904年的英法协约，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某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和英国政治家，在1904年和190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地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

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0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失策的严重后果是：法国同中欧和东欧的那些继承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霍恩佐伦帝国的国家缔结了军事上既不可靠、政治上又预兆不祥的互相保证的条约；法国占领了鲁尔区；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后，英国要求法国同它联合起来，至少要做到援引国际联盟的盟约一起去对付意大利，却遭到了法国的拒绝；最后，在1940年6月，法国决心要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宁愿由希特勒去摆布，也不愿接受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提出的那个耸人听闻的建议，要英法两国结成一个政治联盟。

从那时起一直到维希政权垮台，法国普遍表现出仇英的情绪，这种敌意在阿比西尼亚发生危机期间，从法国人对英国的态度中就已有预兆了。这是从1918年停战伊始就积累起来的怨气的公开爆发。可是，如果英国是在1919年，而不是在21年半以后，早就把丘吉尔愿意提供但已为时过迟的那些援助拿出1／10给法国的话，法国人或许根本不会有这股怨气。

在法英两国的关系日益不愉快和恶化的这种心理背景下，两国人民都不得不正视希特勒领导下德国回到军国主义老路的威胁。在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中，英国人的意志为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考虑而削弱了，英国与法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是令人沮丧的原因之一。

使英国人感到沮丧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美国人正如英国人一样，一心要维持“正常状态”——所不同的只是美国人用了另一个同义词“正规状态”，而且在实现这同一目标时，比英国人稍有把握。第三个令人忧虑的原因是：他们获悉英国和法国政府——它们是忠实地贯彻其选民的意愿的——已经让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德国在新的军备竞赛中，尤其是在令人惊恐的空军实力方面遥遥领先。

第四个令人沮丧的因素是：英国人也像法国人那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生怕在这一生中免不了要打第二次大战。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西欧国家中，仍然活着的人们对这样一次战争的严峻考验都感到几乎难以忍受。

1918年停战日那天，他们都下定决心，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孙，都永远不要再有一次这样的战争。科学技术一往无前地发展——尤其是在飞机和炸药方面——促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果真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将比第一次可怕得多。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甚至可能使他们和他们在近代的祖先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此一去不复返。这种想法太痛苦了，令人不敢再想下去。

人们在感情上不敢往这件事上想下去，因而也不敢往战争上想下去，即使他们在理智上不得不勉强承认，希特勒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战争，看来英德之间结果终于难免重新交战。

除了这种恐惧战争的心理使他们感到痛苦以外，还有一种责任感，也使他们感到同样的痛苦；因为，既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了它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不愿与欧洲有牵连，英国就只有和它的那个不易相处的伙伴——上次大战中打胜仗的法国——共同把重担挑起来，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感到，这副担子不是他们合起来的力量所能胜任，英国甚至还设想，一旦大难当前，两国能够矢志不贰，共同对敌。

当德国军国主义疯狂般地卷土重来时，英法两国发觉自己首当其冲，它们知道，如果战争爆发，它们至少将在没有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打第一轮战役。这样，保卫西方文明将首先落在这两个西欧国家的肩上，但是它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

同时，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它们已经使这个任务比原来困难几倍。第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它们听任自己的军备（尤其是起决定作用的新空军力量和机械化的地面部队）衰退；第二，让德国在重整军备方面超过自己；第三，当希特勒在军备竞赛方面仍然落后于它们时，它们却一再坐失良机不迫使希特勒摊牌。

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的那一个星期内，或许可以说是英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意气最消沉的日子。英国人知道，战争有可能爆发，而且他们对此毫无准备，所以他们在这些日子里的痛苦，肯定是比他们在1939年9月3日战争真正爆发前的一星期内感到的痛苦还要难受，因为他们那时已经知道战争事实上无可避免，而且自己至少已经为此做了一些准备。

当同样的危机再度发生时，人们就不可能再以同样强烈的感情来忍受像上一次危机所带来的那种打击了；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英国人所担心的已不是战争可能来临，而是害怕张伯伦或许仍然应付不了当前的明摆着的局面。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入侵并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残余部分，这一行动终于使绝大多数英国人明白了希特勒的目标决不是局限于把那些有日耳曼人居住但不属于德国管辖的地区并入第三帝国。

当张伯伦于3月17日改变了他对德国的语气，并宣称他打算抵制德国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后，英国人的确普遍感到了宽慰。3月31日，张伯伦宣布英法两国给予波兰保证，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镇静，这说明，英国首相这一次在德国人的“东进”途上亮起了红灯要他们停止前进，用这样的方式来阐明他的立场，从而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的意愿。

更有意义的是，当英国人于8月21日听到德苏两国将于23日在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时，他们都处之泰然。当德国人于9月1日入侵波兰时，英国人普遍担心的，不是害怕英国由于给了波兰保证使自己将与德国交战，而是怀疑英国最后或许不会履行它的保证；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张伯伦宣布，英国这时又一次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他的国民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就像3月17日听到他的演说时那样宽慰。

参考资料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在柏林德国国会的演说。《巴黎和会史》，H·W·V·坦珀莱编（AHistoryofthePeaceConferenceofParis，ed．H.W.V．Temperley），六卷本，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1924年版，第2卷，第203页。坦珀莱编；《巴黎和会史》，第6卷，第318—322页。《概览，1935年》，第2卷，第48页以后。下院辩论，第5辑，第340卷，第1502栏。《概览，1920—1923年》，第58—59页。《泰晤士报》，1939年3月18日。